《BBC广播剧 德国小镇 约翰·勒卡雷》(BBC Radio Collection: A Small Town in G

中文名: BBC广播剧 德国小镇 约翰勒卡雷
英文名: BBC Radio Collection: A Small Town in Germany
发行时间: 1993年01月
地区: 英国
语言: 英语
简介:

驻德国波恩的英国情报员突然神秘失踪，连带着英国当局对欧的重要机密文件也跟著烟消云散。英国此时正希望将整个欧洲外交导向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模式，而自己人的失踪以及德国新纳粹主义的兴起，内外相煎，让英国情报局大为紧张。一个隐藏在德国小镇情报员的失踪，是否就牵动著整个大欧洲的未来？
作者序：
我对《德国小镇》这书一向有恶感，也想不出能说它些什么好话。直到我开始想起它的三个主角，情形才有所改观。他们是：前难民黑廷、尖刻的实用主义英国外交官布拉德菲尔、有驱迫感和不快乐的调查员亚伦特纳（我私底下把这个角色编派给自己）。忆起他们，我才不得不勉为其难承认：这小说毕竟已达成我当初想达成的目的，而它也不像我一直以为的，是个碍眼物。
我厌恶这小说有好些理由。首先就是，我原拟写的是一部近似讥刺英国政治风格的黑色喜剧，但出来的结果却广被认为是一部激烈反德之作。
大概它也真是反德的。艾德诺尔主政时期的西德政府，用任何标看都算不上太可爱。希特勒时代的老面孔比比皆是：艾德诺尔本人的幕后操盘手格洛布克（Globke）是纳粹歧视犹太人的纽伦堡法令的起草人之一，而自由民主党的明星阿亨巴赫（Achenbach）曾协助把法国犹太人从巴黎运到集中营，热情洋溢的措格尔曼（Zogelmann）之前还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高干，而这也不过是十八年前的事。在西德的警界、司法界、情报界、军队、工业界、科学界和教育界里，纳粹的旧人俯拾皆是。他们之所以被留下来，若不是因为没有犯过合该清算的大罪，就是因为被认为是西德战后重建所少不了的。但更多时候则是因为北约盟国出於旧事不重提的默契，听任他们的档案尘封在某个人的抽屉里。
对我这样从儿时起就著迷於德国文化与历史的年轻英国人来说，六十年代初期的波恩确实是个鬼影阴森的地方。有时候，这城市的街道给人的感觉是匆匆铺上的，以便把前不久的恐怖往事给掩埋在薄薄一表层的下面，就像是贝尔森（Belsen）集中营那些草墩──上面修剪得整齐漂亮，下面覆盖著无辜死难者的哑痛苦。如果你仔细观察，波恩的怪异随处可见：从那些年过五十的人紧绷的脸上（「妈妈，战争的时候在做什么？」），从一栋你突然认出的未拆卸纳粹建筑，从德国官员或国会议员不经意脱口而出的一句纳粹用语。很多时候，呼吁忘掉过去的口号就像波恩所忙著遗忘的纳粹口号一样刺耳。在德国，「克服过去」一语是会发出军队调动时的声的。德国人就像英国人一样，说话总是带有自己的调调。
因为当时是英国大使馆的二等秘书，我常常得坐在德国国会的二楼外交官旁听席。手上拿著先印好的发言稿，耳里听著一通通乏味的发言，我会听任思绪游走，飘过墙壁地板，飘到坐在我几英尺之下那些衣著阴沈的中年男女身上，揣想是什么样的集体记忆（有光荣的、有悲哀的、有耻辱的）构成他们的人生经验的。他们一个个走向发言台时，我打量他们漠然的脸孔和自觉的举止，心里琢磨，如果可以畅所欲言，他们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
因为是英国人，因为或多或少都吃过德国国家主义耀武扬威的苦头，所以我们当时仍然疑惑：他们现在是谁了？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他们有可能会在这个世纪里发动第三次战争吗？
这种疑惑至今缠绕我们，又於今为甚。大众报刊会把这种疑虑大声说出来，而我们的智囊团或领导人则会在白厅 那些密会议室里较静悄悄把它说出来。但也不总是那么静悄悄。才几个月前，一个焦虑的德国望者团体才在契克斯 集会，讨论这个超难搞的德国问题（后来他们其中一个泄漏了消息，外界才得知有过这样的集会）。他们的问题大略如此：统一的德国将会在欧共体里取得超强的地位，到时她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能信任她吗？她将会怎样利用自己的力量？
会议的结论并不特别高明，而它们反映的英国人性格就像德国人性格一样多。
奇异的是，整整三十年前，在经过冷战多个回合的交锋和我们（出於深信德国不可能统一）反覆重申支持一个统一的德国之后，我们也是在问自己同一组浮夸的问题，管用语有一点点的不同。德国统一的话，地会裂开来吗？我们这样问彼此。巨大的过去会破纸一样薄的表面吗？德国的经济奇还能忍受得了战败的紧身衣多久，继续唯北约之命是从？
而我们给自己的回答总是一样：只要他们继续富有，他们就会忍耐；只要德国钱继续淹脚踝，只要德国人能继续到义大利渡假，把皮肤晒成古铜色，我们就没什么好害怕的。
然而，当我们把免税威士忌继续灌进他们喉咙，聆听他们对德国问题的独白和宣示永远亲英的承诺时，我们却总是像盘旋的鹰隼一样，搜寻德国人第一个背信的徵兆。他们会偷偷摸摸背著我们去跟俄国人搞暗盘吗？他们会答应用一个不结盟的德国来交换一个统一的德国吗？他们不是没有试过这样做，只是每一次都没有充分决心罢了。艾德诺尔与戴高乐之间的眉来眼去是一个弱化英美对德国箝制的阴谋吗？英国第一次申请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失败后，我亲耳听过麦米伦这样说：「戴高乐想要的东西跟我们一样，却不想让我们有份。」而每一次，当有极右派的政治集团冒出来（不管是出现在巴伐利亚州、石荷州或任一个反犹太主义或泛日耳曼主义的温床），我们就会马上发电报向伦敦报告，评估事情对当前的德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回想起来，那时我们都简单得可以。
但不能忘了，那时候的外交官都是一些业者。他们不是政治家，不是受过训练的分析家或经济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或律师或历史学家。他们大部份都是剑桥牛津的文科毕业生，被当成专家派驻各地的大使馆，而他们往往会择错固执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而我们驻波恩的大使馆和我们驻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大使馆没两样：是一座对其驻在国深深不信任的英国要塞。它的风格和偏见跟从前英国乡下人对城市的敌视没两样。总之，那是一个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地方，它一方面抱有英国人继续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者自居的心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扮演一个较谦卑和较务实的角色，以争取德国支持我们加入欧洲共同市场。让事情更杂化的是我们在德国的驻军和我们以四强身份对德国前首都柏林的共同监管。那时我们大使馆最佳的德国专家是一个曾被关在寇地兹堡战俘营（时位於东德）而后来逃出的战俘。我们的参赞（参赞处是大使馆的政治部门）是勋章多多的皇家海军前潜舰舰长。我们很多本地员都是德国犹太人，他们大战前逃离德国，然后像黑廷一样，在战后以英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回到德国。我经历的两位大使都曾任职於莫斯科，密参与过制定冷战对策的最内部会议。因此，当时大使馆的气氛就像这小说里描绘的：在尼布龙薄雾的濡重量下，每个人都是神经兮兮和怨气兮兮的。
要在这个世界里抽出一根线头，把它编织成一个故事，事实证明是极度困难的──有许多不同的可能发展只是困难之一。理论上，我想写的是一个过去魅绕著现在的故事；它要能反映出我们对一个我们前不久才打败的国家的日益依赖，而且要能道出我们对一种闷烧在富裕表面下的国家主义激情可能复活的焦虑。但这种复活会以何种形式出现呢？我当然不相信纳粹会以赤裸裸的方式土重来，不相信它的老守护者会戏剧性地重新得势。我毋宁相信，如果威胁是存在的话，它是存在於灰色的中心的，其表现形式会是一个以愤店东与小布尔乔亚为骨干的群运动──类似於布尔热在法国领导的那一个。我也察觉到失意德国年轻人的深深不满，他们开始把怒气的矛头指向西德的富裕和西德对北约的俯首帖耳。今天还有人记得红色的丹尼吗？
我对这些潮流最后会演变为什么样子的臆测，现已明明白白是错的。但我有一点却是猜对了：会有一个学生运动把无力的怒火拨向德国建制──那怕它后来发展出巴德迈因霍夫团伙 这种极端的形式──而且会得到德国知识份子或明或暗的支持。我猜对的另一点是，这股力量本质上是不关心政治的：它的平台包括了一种模糊、未完成的无政府主义修辞，没有明确目的可言，唯一的信息只是行动本身。
但不管怎样，我本来就没有预期自己的预测是对的。我想提供的是一个有发性的梦，而非精确的预言。我想讲的是一个政治的鬼故事。而不管写得是好是坏，我写出来的也正是个政治鬼故事。
这鬼故事里的鬼当然就是李奥黑廷。亚伦特纳是他的招魂师，而劳利布拉德菲尔则是倒楣的鬼屋主人。这三个角色在现实上都是没有原型的就我所知，黑廷从来没有存在过，管在我任职於大使馆的时代，德国各地有几十个类似黑廷的人，继续在他们小小间的前管制委员会的办公室里──那怕领已经结束了许久──以别的名义发挥功能。也没有戴绿帽的布拉德菲尔这样的人指挥过我们的参赞处；或有过一个来自伦敦的亚伦特纳，把我们的生活撕成碎片。至於旁观这一切那个慵懒、聪明的同性恋者莱尔，当然也是没有存在过的。
但云格尔先生却是活过的。他是真实的，管其名字与长相你在本书任何地方都不会找到。云格尔先是我们大使馆里的两个打杂之一，由行政科聘用。他们今天还有这样的人员吗？我敢用你的全副身家打赌还有。云格尔先生在大使馆一楼有一个办公室，他的工作是为你的汽车申请一面外交官车牌、弄一些外交官汽油卷和优惠机票，还可以私底下帮你买到打折和免税的新收音机、电视机、洗碗机、荷兰啤酒或苏格兰威士忌──黑廷那些可怜兮兮的吹风机当然更不在话下。
云格尔先生年老、头柔软光洁，和蔼，耐性过人，那怕是被外交官太太大声使唤，也几乎不皱一下眉头。有别於所有人的猜想，我个人深信云格尔先生从未在帮我们的忙中捞油水。他会热心助人，只是因为急於讨好别人。所以我就偷了云格尔先生的吹风机，还有一点点他与雇主的关，放到李奥黑廷身上，以便突出李奥为了生存而不得卑躬屈膝的一面。云格尔先生是不是晓得此事，我不得而知。不过，十五年前我倒是相当意外地在科隆机场重遇他。
他比我记得的样子老更多了，皱巴巴的皮肤不再粗糙，变得婴儿般柔滑。我比较先看到他。他坐在出境大堂餐厅里的一张角落桌子，一面细口喝啤酒，一面看著现代世界运转，样子就像已经坐了一整天。最后他终於看到我，伸出手和我轻轻一握，轻轻喊出我的名字。他身边没有行李，甚至没有人人必备的德国手提箱。他穿著费尔岛（Fair Isle）花样的开襟羊毛衣，袖子上有皮革补丁，大概是多年前从他其中一本邮购目录购买的。他看起来英国味十足。
「你要去哪儿旅行，云格尔先生？」我问他。
没有要去哪儿，他微笑著回答说。他说他几乎每星期六都会来这里。有时星期天也会来。我猜他是暗示他太太已经过世。显然他是孤独一个人。
「所以你是来这里收集写小说的材料？」我开玩笑地问他。
不是，先生，我不写小说；他带著另一个微笑回答说。
「但你一整天坐在这里，又不看书，你是要干些什么呢，云格尔先生？」我不解地说，「难道你是间谍不成？」
这时，他举起一根手指，示意我噤声。「听著。」他说，脸上仍然著微笑。
於是我默不作声，露出一张洗耳恭听的脸。接著你猜我听到什么来著？我听到有一个男声用几种语言广播说要到某某地方的旅客请在某某闸门登机。
「那是我儿子。」他说，自豪的神情我至今难忘。我这才明白，他举起的手指是指著广播喇叭的。
本书的初稿写成於维也纳。在那里，我得到著名纳粹搜捕者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之助，把坏蛋角色卡尔费尔德的老底给拼凑了出来。我住的是已故指挥家卡拉扬（Karajan）的公寓。这纯属巧合。刚开始，我每次回到家，所有门都像有一看不见的手操纵似的，会自动打开。我后来才知道，之所以有这种设计，是因为那位大指挥家演出完毕常常脾气暴躁，没耐心去开门。
在维也纳，我也有机会听到原汁原味的反犹太主义语言，它们让我更知道应该怎样描写那些波恩老纳粹的嘴脸。「如果你想研究这种疾病，」维森塔尔建议说，「你就得住在沼泽里。」他指的沼泽是维也纳。回到英国时，我的小说仍然没有完成，而有好几次，我觉得自己离把它写完只有一步之遥。那是我生命中的离婚时期，而这事情对我和我那可怜忠实的太太都是要命的经验。这书阻塞了我，而我也阻塞了这书。我反覆想：我去过那么多地方，干嘛要费事去描述一个我想像出来的呢？如果你想要亚伦特纳向你解释，大概你应该想像一下我或你自己：我们看过那么多，感受过那么多，却又抗拒每一个我们得自感官的合理结论。
然后有一天，我极密地回到波恩，精良的德国手提箱里装著几磅又几磅重的小说书稿。我住进雷马根（Remagen）一个可以俯瞰莱茵河的饭店房间。记得雷马根那条大桥吗？你们有必要记得吗？但这大桥却见证过美军和德军其中最激烈的一场战事，而盟军就是从它渡过莱茵河的。
我在雷马根得到一个亲切小天使的帮助，把小说写竣杀青。在某些方面，它仍然不是我计画要写的那部书。但我本来要写那部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书中处处惊奇、诡，……最棒的床边书！」 Listener
「刺激有趣、开卷欲罢不能，情节设计精巧！」《纽约时报》
「精采出色、读后令人难以忘怀……旷世作！」── 《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到达创作高峰的勒卡雷！」《星期日泰唔士报 》
前言：
猎人与猎物
再十分午夜。这是五月一个神圣的星期五，从河面升起的细雾逶迤在市集广场上。波恩是个巴尔干城市，脏兮兮和密兮兮，被纵横的电车电缆所绷紧。波恩是间漆黑的丧宅，笼罩在天主教的黑色中，由警察守卫著。他们的皮革外套在路灯下泛著暗光，黑色旗帜在他们头上像鸟一样招展。感觉上，除他们以外，城里其他人都已经风闻那个恐怖消息，远遁而去。时而会有一辆车驶过或一个路人匆匆走过，然后是一阵尾流般的寂静。远处传来一辆电车的声响。杂货店里，搁在金字塔状罐头堆上的招纸牌道出事态的紧急：「把它们储存在家里吧！」糕饼碎屑之间，一杏仁蛋白糖果猪自守护著这个被遗忘了的圣徒节日 。
只有海报在说话。它们在树干和路灯柱上打它们徒劳的战争，每一张都贴在同一高度，彷是规定的。它们全用发光油墨印刷，裱在硬纸板上，两边悬垂著黑色的流苏。他匆匆走过时，它们向他鲜明迎来。「把外劳送回家！」「把贱人波恩给废掉！」「统一德国优先，统一欧洲其次！」最大一幅标语高高在上，是一片横跨马路的横幅「打开到东方的路，到西方的路已经不通。」他的暗沉眼睛没看它们一眼。一个警察跺著靴子，对他做了个苦瓜脸，说了个有关天气的生硬笑话；另一个警察起疑地睇视他，但又因信心不足而作罢；还有一个向他喊了声「晚安」，却没有得到回应。因为除了走在他前面一百步远的壮胖身影外，他没心思管任何事。前面那个人在宽阔的大道上行色匆匆，忽而隐没在一面黑旗帜的阴影中，然后又再现身在街灯之下。
黑夜来得毫无预警，一如灰的白昼走得毫无徵兆。但这个夜一下子就冷了下来，带来了冬天的气息。在波恩这里，大部份月份都是没有季节可言的。所有的天气都是户内的天气，是头痛的天气，像瓶装矿泉水一样温而乏味；是等待的天气，带有从缓慢流动的莱茵河捞上来的苦涩滋味；是疲倦和不情不愿生长的天气。而每当薄暮降临，天色也不过是白天薄雾的黯淡化，宛如是在荒凉的街道上打开了日光灯管。但在这个春日的晚上，冬天却回来造访，用势头猛的漆黑裹住整个莱茵河谷。它也驱策著两个前后相随的男人加快步伐，用出其不意的寒气刺痛他们。小个子男人死死盯著前方，眼睛被冷空气刺得流泪。
大道以弧形带他们走过大学黄色的围墙。「吊死那些报业大亨！」「世界属於年轻人！」「让那些英国老爷跪地求饶！」「把斯普林格 送上绞刑架！」「抗议就是自由！」这些海报是在一部学生印刷机上以木刻板印出来的。嫩叶在海报上方闪烁，像是一片裂痕斑驳的绿色玻璃天篷。这里要亮一些，警察也少些。两个男的继续向前走，既没有加快脚步也没有减慢速度。前面的一个看样子像赶路，带点游行领队的慌张。他的步伐虽快，却造作而笨拙，每走一步都像是从什么高处踩下来--然是一个自负的德国市民的步姿。他的手臂在身体两侧小幅度摆动，背挺得直直。他知道他被跟纵吗？他的头僵直而权威，但保持这种权威的却让他愈来愈难过。他是被前头他看到的东西所牵引的吗？还是被某些背后的事物所驱策？他是因为害怕，才会不敢转身的吗？走在他后面的男人步履轻盈：一种浑若没有重量、小精灵般的步履，它们在光影间滑行，彷如在一张网中滑行。一前一后这两个男人就像是一个小丑在追踪一个大臣。
他们走进了一条窄巷，空气里充满酸腐食物的气味。两面的墙壁再一次向他们呐喊，但这一次是一些不尽不实的广告海报词：「强壮的男人喝啤酒！」「知识就是力量，请读莫尔顿的书！」在这条巷子里，他们的脚步声第一次交混在一起，形成明确无疑的挑战；在这里，那个壮胖男人看来第一次意识到背后的险。他坚定、行军般的脚步声开始偶尔会出现一点点含糊和凌乱；他开始远离阴暗的墙壁，走在人行道的边缘。在较为光亮的地方，在有街灯和警察可以保护他的地方，他的神情似乎较为释然。但他的追逐者是而不舍的。「与我们在汉诺威会合！」两边的海报又在呐喊。「卡尔费尔德要在汉诺威演讲！」「星期天到汉诺威来！」
一辆电车嘎嘎响地经过，它的窗户都有铁丝网保护。一口教堂孤开始单调地鸣响著，像是在一座空城里哀悼基督徒美德的式微。他们继续向前走，这一次相隔的距离要近些，但走在前头的男人仍然没有往回望。他们绕过另一个街角，迎面而来的是大教堂的巨大尖顶，像金属薄片那样进空荡荡的天空。教堂声现在有应和者了，最后，声响彻整个城市，此起彼落，形成一阵阵缓慢而不协调的声。是祈祷声？是空袭警报？一个年轻警察站在一家运动用品店的门口，头上没戴帽子。在大教堂的门廊处，一根盛在红色玻璃碗里的蜡烛燃烧著。教堂毗邻著一家宗教书店。在书店前面，那个壮胖男人停了下来，头向前探，彷是打量橱窗里的东西，然后他又转头瞧瞧马路；就在这一煞那，橱窗整个亮起来，把他的五官照得通明。那个个子较小的男人开始飞奔，然后停住，然后又再往前跑。但为时已晚。
原来，方才来了一辆豪华轿车，是一辆「欧宝创纪录」，开车的是个脸色苍白的男人，五官隐藏在烟色玻璃后面。它的后车门打开又关上。接著车子沉重地加速，毫不理会一声尖锐的呐喊--一声充满愤怒和指控的叫喊。那也是一声完全不知所措和满怀怨恨的嘶叫，像是什么力量把它从发声者的胸膛里硬抽出来的，陡地响彻整条空的马路，又陡地熄灭。那警察疾奔过来，打开手电筒。在光束的照耀下，那小个子男人没有动一下；他只是死盯住远去的豪华轿车。车子在圆石马路上疾驰，偶然在滑的电车轨打滑一两下，无视红绿灯的存在，最后消失在往西通向华灯点点的山丘的方向。
「你是什么人？」
手电筒光束照在英国粗花呢大衣上，而对个子这么小的人来说，这件大衣未免太毛茸茸了一点。他造工精细的鞋子上沾著泥巴，暗沉的眼睛毫不闪烁。
「你是什么人？」警察重覆问了一遍。教堂声此时已是无处不在，而它们的回声倔强地持续著。
一小手伸进大衣的衣缝里，掏出来一个皮夹子。警察朝气勃勃地接过皮夹子，单手解它的扣子，左手则勉为其难地同时应付手电筒和他不熟练地握著的黑色手枪。
「怎么回事？」他把皮夹子归还的时候问道，「你刚才为什么大声叫喊？」
小个子男人没有回答。他在行人道上走了几步。
「你以前没有见过他？」他问，眼睛仍然望著车子开走的方向。「你不知道他是谁？」他的话音轻细，彷生怕吵到在楼上睡觉的小孩。一种脆弱的声音，对寂静充满敬意。
「不知道。」
线条紧绷的脸庞弛了下来，展开为一个有安抚作用的笑容。「不好意思。我摆了个乌龙。我还以为我认识他。」他的腔调既不完全是英国腔，也不完全是德国腔，而是介乎两者之间，位於一片自行选定的三不管地带。感觉上，为了听者的方便，他是可以把腔调朝两个方向加以调整的。
「是天气搞的鬼，」小个子男人说，「天气突然冷下来让人容易认错人。」他一面说话一面打开一盒荷兰小雪茄，递了一根给那警察。警察没有接受，他自给自己点燃一根。
「暴动，旗帜、标语--」警察慢慢回答说，「这些东西搞得我们整天神经兮兮。这个星期是汉诺威，上个星期是法兰克福。他们搞得天下大乱。」他是个年轻人，对自己的职守尽心尽力。「应该禁止他们搞下去的，」他说，用的是一句流行语句，「跟东德没什么两样。」
他对小个子男人行了个微微的敬礼；对方再一次微笑，这一次是一个持续一阵子和带情感的微笑，传达出依赖感，暗示著友谊。这微笑不情愿地慢慢缩小、消失。那警察站在原地，听渐渐远去的脚步声。声音停下来一下子，然后再次响起，变得更快，而且变得--只是他的错觉吗？--更有决心。那警察沉思默想了半晌。
「在波恩这里，」他在心里了口气，回想起刚才那个陌生人浑若没有重量的脚步声，「就连苍蝇也是有来头的。」
拿出笔记本，他仔细记下时间地点和发生过什么事。他不是个脑筋转得快的人，但工作态度却一丝不苟得让人没话说。他又把车牌号码记下，这个号码不知道为什么让他过目不忘。突然间他愣住了，瞪著他刚刚写下的东西看：那个名字和车牌号码。他又回忆起那个壮胖男人和他行军般的大步伐，心开始跳得飞快。他记起了在育乐室公告栏读过的那份密指示，还有那张年代久远的模糊照片。手上仍然拿著笔记本，他以脚上靴子容许的最快速度向电话亭奔去。
类型：间谍小说
价格：CD: 5.95 / pocket book: 3.99
出版商：CD: BBC Audiobooks / pocket book: Sceptre
作者：约翰勒卡雷 John Le Carré
朗读：伯纳德赫普顿 Bernard Hepton
推荐指数：
作者小档案：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 1931－），原名大卫康威尔，1931年生于英国。18岁时，便被英国军方情报单位招募，担任对东柏林的间谍工作；退役后在牛津大学攻读现代语言，之后于伊顿公学教授法语和德语。1959年，进入英国外交部工作，先后于英国驻波恩及汉堡的大使馆服务，同时开始写作。1963年，以第三本著作《冷战谍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一举成名，被知名小说家葛林盛赞说：「这是我读过最好的间谍小说！」从此奠定其文坛大师地位。勒卡雷一生得奖无数，包括1965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的爱伦坡大奖、1964年获得、英国毛姆奖、James Tait Black纪念奖等，1988年更获颁CWA终身成就奖（另外分别在1963与1977年获颁金匕首奖），以及意大利Malaparte Prize等等。至今已出版的19部作品，不仅受到全球各大媒体的瞩目与读者的欢迎，更因充满戏剧元素与张力，已有11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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