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gzine·名牌 2007年第8期》(mangzine)中国精英年度报告：被误解的精英

中文名: mangzine名牌 2007年第8期
原名: mangzine
版本: 中国精英年度报告：被误解的精英
发行时间: 2007年08月01日
地区: 大陆
简介:

中国精英年度报告：被误解的精英
028 丁一凡专栏 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是正常的
030 吴敏专栏 中国经济已到崩溃边缘？
032 丁学良专栏 我在金三角偷越国境的日子
034 南怀瑾专栏 所有生命都是永恒的
038 封面专题　被误读的精英
040 马立诚：被误读的政治理性
044 李银河：被误读的性权利
048 李 零：被误读的历史还原
051 吴敬琏：被误读的经济规律
054 董建华：被误读的好人特首
057 精英为什么会被误读
104 刘小东：生命的富足，却在忘却的记忆
导读 文/ 洪松
有着感性浪漫性格、又经历过大革命风暴、崇拜火与血的法国人，却是反思群体暴力最深刻的国度。塔德、勒庞等学者，对“群氓”(法文foule，英文crowd，mass，其意中性，非贬义)之特性有深入底里的认识。
他们的后来者，另一个法国人塞奇莫斯科维奇则得出了一个形象的结论：群体即是女人。“一个女人所具有的感情用事、易变、冲动以及轻浮特性往往意味着她容易受暗示的影响；……她既是婊子又是妻子，既是一个即将被征服的情人又是一个即将成婚的订婚者。”
所以拿破仑说：“我只有一种激情，一个情人法兰西。我曾经与她同床共眠”。
群体的女性特征，可以为她的领导者所善用，但一旦使用不善，却又可能被反噬。
在近几年的中国，网络的兴起，使分散的一个个个体结成了群体性联盟，在很多时刻，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支持为其代言的精英，也以激烈的言辞，反抗那些在他们看来非我族类的精英。
这些精英，或因在敏感问题上发言，而犯了众怒；或因坚持从专业知识的角度来评判问题，而被列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或因时代情境的使然，而使他们忍辱负重，不被人所全面认识。
倘若仔细分析他们的言行举止，会发现他们是一群“被误解的精英”。
误解的原因很多，而且是各种因素迭加在一起：粗暴、从众的媒体，使公共的舆论空间丧失了其本应有的理性、客观原则；民众对于国家、政府的怨言，往往不加分析地转移发泄到某些特定人士身上；群众“义和拳”式的思维，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归到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时代；本来某些应该是属于专业领域而非道德领域的问题，往往动辄用道德的标尺去衡量、判断……
我们期待重拾媒体的客观理性精神，用中道的价值观，包容、理解的心情，去剖析一些“被误解的精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从中呈现出中国社会的问题症候，并找到明晰的价值坐标。
在北美曾有两个印第安部落，多年习惯用武力解决狩猎权问题。有天在谈判中，一个部落首领伸手去拿烟出来抽，这一动作差点让对方误判成是去抓取武器，一时剑拔弩张；结果这个部落首领拿出烟来，并递给敌人。
“和平之烟”化解了双方的误会，这成了印第安人之间的一个习俗：抽过烟后，即化敌为友。
乞望中国精英与民众之间能彼此理解，为建立成熟的公民社会而携手。
人啊，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因偶谈中日关系，试图在中国人的对日观中注入一点理性之精神，马立诚即被骂了数年，直到最近中日开始融冰才稍有改观。被奉为当今头号“大汉奸” 的马立诚，主张中国应当做一个理性大国、责任大国与平衡大国，而非纠缠于历史问题、向后看的思维，马立诚的主张的政治理性，假以时日，必能改善中国人的头脑。
马立诚：被误读的政治理性
马立诚掺合“中日关系”纯属偶然，其一，他是圈外人；其二，他一句日语不会。2002年，人民日报高级评论员马立诚第一次去日本，呆了13天，有感而发，写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发在《战略和管理》杂志上，笔锋犀利，言语惊人。此文一出，即挨板砖无数，有同事开玩笑说，马先生没乾什么好事就红了，没乾什么坏事又黑了。之后，遇见“中日关系”专业人士，马先生必作揖道歉：对不起诸位，抢了大家的饭碗。
也是有意为之。之前数年，民族主义高涨，反对加入WTO，反对全球化，中国处处在说不。马立诚以为，不加以匡正和引导，是要出事的，而民族主义反映在中日关系上是最激烈的。马立诚厌恶“义和团还魂曲”，决心啃啃这块硬骨头。
他在文章里写道：中国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对日本未来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趋势要有心理准备；要把日本恢复正常国家军事状态的军事诉求，同重新恢复军国主义发展道路区别对待。
后果可想而知。有人把《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和汪精卫的当年文章做段落对比；有人发表“在马立诚同志的追悼会上的演讲”；有人给他写信，内间没有信纸，而是把大块汉字全写在信封上：我要杀了你。有意让邮递员看到，替其下手。
他又入选“中国九大现代汉奸排行榜”，位列榜首，当选理由是，“卖国贼马立诚号召人民相信日本军队，相信日本军队是爱好和平的”，“卖国贼马立诚的经典言论是，中国的爱国者实际上是爱国贼”。同时入选的有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影星赵薇等人。
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是网路上板砖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而人民网的办公地点，就在马立诚家楼下，年轻编辑见到了马先生，便安慰起来，其实呢，骂你的来来回回就六七十号人，“马甲”换来换去，换出了人民战争的汪洋之势。马先生回家看看博客留言，踹度“贵阳王小三”是否是“浏阳李小四”，看久了，觉得是，于是挺直瘦弱肩膀。
一年后，57岁的马立诚，从人民日报社提前退休，去香港的凤凰卫视做评论员。第一天到香港，便见识了凤凰节奏。飞机甫一落定，人事部小姐便打来电话，说准备明天上节目，马先生说初来乍到，熟悉两天，小姐回一句，节目已经排定，把电话挂了。马先生搜肠刮肚，敲定主题:理性大国、责任大国、平衡大国。所谓理性，即克服情绪和盲动；所谓责任：即担当；所谓平衡，即求同存异。侃侃而谈，30分钟节目，一口气拿了下来，被认为是“凤凰历史上试镜效果最佳的评论员”，马先生说是“一肚子的憋屈没地儿说啊”。
2002、2003、2004年，是中日的多事之秋，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西北大学焚烧日本国旗、“珠海买春”事件接二连三。单位一后辈劝马先生少出门，开玩笑说，一开门，即动物世界。
谣言四起。其一是，“凤凰播报：本台评论员马立诚在中环被爱国青年狂殴”，有朋友询问伤势，马立诚骂道，哪有这么傻的电视台，说自己的评论员被爱国青年狂殴？朋友反问，有凤凰主持人、凤凰台标和拉滚字幕啊，马立诚又骂道：赵薇的头还能移植到裸体女郎身上呢。
一次，和好友郑也夫吃饭，后者劝其把博客留言关了，说我要是你，看那些留言就什么事都乾不了了。马立诚认为，还是留个沟通平台好。他是这样管理留言，人格攻击的、骂人的、问候娘的，统统删掉；讲道理的反对意见统统留着。删帖时，常有网友即时加贴，说，大汉奸，我叫你删！我叫你删！这厢删，那厢贴，往复、鏖战多回，不禁悲从中来。
一次看梅尔吉布森主演的《受难者》，众人骂受难的耶稣，耶稣回应，人啊，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时候的马先生，难以免俗地想起了新观念、新思想的步履踉跄，难以免俗地热泪滂沱，在悲悯中释怀了。
马立诚没有骂过一个网友，他以为自己的论敌不是网友而是时间。《对日关系新思维》刚发表时，骂声满地，公开场合少有支持意见，有的也是私下里的道义支持。现在，马立诚的统计是，反对、支持、不说话的，各占三分之一。这已是莫大欣慰。有学者朋友说，马先生，你说得太早了，晚5年刚刚合适，比如现在。马先生自信以为，反正都是未来之时，早说也无妨。一次，看到台湾作家柏杨的一句话：我毕生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在中国人的头脑里增加点理性，马立诚引以自勉。
我不是汉奸！
Mangazine精英：在香港被“爱国青年”殴打；凤凰卫视之所以聘您做评论员是因为日本佳能投放广告；写作《对日新思维》一文，是因为之前去日本受到款待、收买，有无此三事？你对层出不穷的谣言的态度如何？
马立诚：说什么的都有，已经见怪不怪了。“被殴”谣言盛行时，好多朋友打来电话，问伤势如何，表达关心，我跟他们说这是无稽之谈，连捕风捉影都算不上。这是捏造、中伤的“文革”遗风。对于这些人，我真替他们可悲，如果“爱国”要爱到撒谎的地步，这种“爱国”的真诚就值得怀疑了。
后两者也是子虚乌有，可问问凤凰卫视，可有播过日本佳能公司的广告？“收买”一说，有什么证据？请拿出来。拿不出来，就是诽谤。我思考的根本出发点，是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时，对天皇说的一句话，“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今后要一切积极向前看”，他所说的“过去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当然是战争问题、历史问题，使人不解的是，近年来中日关系并没有发生什么大冲突，“过去的事情”怎么就过不去了呢？而由此所作的思考，全被骂为卖国贼、汉奸。何罪之有？
Mangazine精英：所谓“中日友好”，所谓“大国心态”，是否只是肤浅愿景，实际却是虚伪和脆弱？你所了解的中日真实的民意是什么？
马立诚：不要妖魔化今天的日本民众，日本的右翼是极少数，可以调查一下日本的年轻人，真正愿意打战的有多少？日本主流社会对历史的认识是清醒的，日本是不太可能复活军国主义的。再比如，历史已经有了新情况，日本是个狭长岛国，55个核电站裸露在岛上，容易受攻，在现代导弹战争中，日本没有战略纵深，就算有几个疯子要搞军国主义，也是痴人说梦，更不能把这笔帐算到日本民众的头上。
“文革”式极端思维的根源之一，是片面、狭隘的教科书。日本侵略是事实，可是日本战后援助过我们150多个重大工程项目，也是事实。不忘记历史，但需要更全面了解历史，由此，才有正确认识和深入反思。要承认民族心理上的创伤是很难医治的，但更要说，宽恕是真正强者的胸怀，如金庸小说里的一句， “冤冤相报何时了”。
Mangazine精英：要一个诚挚道歉是否过分？道歉缺乏诚意，余及是否皆是空谈？
马立诚：日本侵华，给中国人造成极大伤害，道一个歉是远不够的，多少道歉都难以脱卸至痛伤害。但这60年中，东京审判、中日复交谈判、日本对华经济援助，双方经贸、人员往来，战争的宿怨应该逐渐冰释和化解。
问题的重点在于，应该向前看，而不是把眼睛盯在历史上。中国元朝时，也曾两次兵发日本，如果日本人也不能忘怀，结果会如何？历史书本应该翻开新一页。
至于道歉问题，我仔细研究过。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30多年，日本领导人曾20多次向中国表示反省。我认为可以暂时告一个段落了。我当然希望日本天皇能像德国总统那样跪下来，但设身处地考虑到内敛的亚洲文化传统，这是难事。再说国际法里找不到要元首下跪道歉的依据，难道问题就僵持在那吗？所以，我以为，道歉不必拘泥形式。
我认为崛起的中国除了经济实力，还要展示胸怀来赢得尊重。我相信中国在不远的未来会超过日本。我的文章的大背景就是自信，但很多人读不出来，说我卖国。他们仍然在1840年的情绪中，这样的国民心态，与目前的实际国情不匹配。
Mangazine精英：电视上常有的报道，亚洲青年为抗议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切指明志，有观点认为，韩国等国的快速崛起，便是这民族的气节和血性。
马立诚：坦率而言，我不赞同。一个崛起的大国，始终怀有受虐的、仇恨的、报复的心态，是非常可怕的，这种情绪极易被利用，造成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的后果。我们除了输出“中国制造”，还能向世界输出什么？难道输出仇恨吗？国际上有人散布“中国威胁论”，为此我们用种种方式辩解，极力展示宽容、敦厚。但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和行为，刚好和这一形象相悖，他们岂不是要向世界印证“中国威胁论”？这样的“爱国”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Mangazine精英：民族主义与爱国有什么关系？
马立诚：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是爱国，实际上是害国。林语堂在《机器与精神》等文章中讲过类似之语。他说：爱国各有其道，而最重要的一件就是把头脑弄清楚。若是爱国以情不以理，是非利害不明，对于自己与他人的文明，没有彻底的认识，反以守旧为爱国，改革为媚外，那就不是中国的福音了，那就会给中国造成灾难。当然，简单斥责也不是办法，启蒙还需要一段漫长的路。我举个例子：邓小平当年在日本坐了新乾线后说，我知道了什么叫现代化，我们要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落后，承认落后就是希望，这次到日本就是向日本讨教来的。事隔三十年后，却有一部分愤青在网上组织签名说，如果引进日本新乾线他们就卧轨自杀。比起邓小平来，愤青的脑袋太糊涂了。
Mangazine精英：何谓“汉奸”？被列为今日“汉奸”之首，有何感思？
马立诚：近期正撰文，说按照今日“愤青”所列标准，堂堂民族英雄、爱国人士林则徐、谭嗣同和鲁迅都是“汉奸”。情绪化挥舞“汉奸”帽子的愤青，狭隘且可笑。当今“汉奸论”的流行，是狭隘民族主义狂热的表现，有些人脑袋里的逻辑不知道混乱到什么地步了。这几年，“汉奸”成了网路上的一顶新帽子，胡乱挥舞，像是“文革”中红卫兵挥舞“三反分子”的帽子一样。早些时候，柏杨因写《丑陋的中国人》而被骂为“汉奸”，近段时间，“徐工”的老总，因与凯雷公司谈判徐工并购事宜，也被骂作“汉奸”。最新的消息，加拿大一家公司把英国的路透社给并购了，路透社在英国的地位相当于我们的新华社，那路透社不就成“英奸”了吗？可笑复可悲。
Mangazine精英：你的“对日新思维”是否过早，不合时宜，虽是未来真理，却是今日谬误？是否后悔？
马立诚：为国家的和平形象和长远利益做了努力，怎会后悔？外交问题不是情绪性问题，不是小孩子赌气，要着眼大局和长远。邓小平说过：“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惟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这话讲得很是好，但还是有人不爱听。日本《文艺春秋》说我赞成参拜靖国神社，其实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类似的谣传扭曲了事实，加深了误解。我始终认为，崛起的中国应做一个理性大国、责任大国、平衡大国，而不是一个充满仇恨和报复心理的大国。这个弯必须拐过来。宣泄义和团情绪，也许能迎合一些人的口味，很有市场，但只要让我表态，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坚决反对。
Mangazine精英：如何应对谩骂和可能的暴力？如何从委屈到释怀？自我说服和自我激励机制是什么？
马立诚：康德说，知识分子就是“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正是有此信念，柏杨写出了《丑陋的中国人》，鞭策国人，提升理性。我虽没有柏杨的大家情怀，但也努力把理性运用到公共事务当中，这是我写《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原因之一，尽己绵薄所能促进国人思维的转换，以期与现代化大楼的建设同步往前，我们的思维不能老跟在大楼后面跑。
遭到非理性反抗，是预料之中。《对日关系新思维》刚发表时，反对声铺天盖地，有人说要杀了马立诚，现在好多了。历史深处总有委屈，难以免俗，悲从中来，在悲观和悲悯中缓解、释怀。
Mangazine精英：写作《交锋》时，你的敌人是“左”，写作《对日新思维》时，你的敌人是“极端民族主义”，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最近写作“历史上的改革人物”时的具体心境怎样？
马立诚：左，反对WTO，反对全球化，反对沟通和融合，如邓公南巡所言，“左”是个主要敌人；极端民族主义，以本民族的利益为惟一依归，为是非判断的惟一标准。它们的共有之处，是封闭和排外。而封闭和排外，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病灶，也是落后的主因。
写作“历史上的改革人物”时，和他们离得很近，听得见他们的衷肠。痛心之余，又索解当下，为什么这些改革全失败了？难道上天真的就给中国人安排了这样一个命运吗？我非常好奇。我自己的改革观也是在写作过程中形成的。我主张改良，也就是改革。过去中国暴力太多、革命太多。曹雪芹说，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乾净，每一次大规模的暴力，都使社会上可资利用的财富损失殆尽，从头再来。所以，不能再这样搞了。中国的问题，要靠改革解决，不能用暴力冲突的方式解决。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渐进的、理性的改良。我想自己也还是做了一点事情：在愤青的思维里注入理性，减少震荡和冲突。这是个不小的目标啊。我还有一点奢望呢，看看谁笑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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