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播案已近尾声，可互联网的其他漏洞该怎么解决？

以王欣为首的快播案件，又再次开庭了，审判结果另期宣布，但所有当事人，皆已当庭认罪。这意味着，除了罚款纠纷，从2014年快播出事，到如今的局面，至少在有罪无罪这个曾经激辩的问题上，已经是盖棺定论了。

从一开始的无罪辩护雄辩，受到广大网民的舆论支持，到法庭和公诉人的“弱辩”，都给了很多人希望和错觉，认为王欣最终也许能够被判“无罪”。然而，放在当下的国情和互联网种种法律漏洞现状看，王欣的选择在现有法律和管制框架下并无多大辩护空间，认罪轻判可能是最终不得不选择和妥协的结局。

而这也早就是互联网要加强“漏洞管理”的一大警示。

快播的问题，除了侵犯版权，最严重的，是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如今的中国，影片分级制度还没有制定和执行，或者说很大一段程度上，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出来说，这个你还不能看。

中国人很奇怪的是不善内省善外省，说的直白一点儿，有点贱骨头，喜欢被管着。没人管你，你可能有些肆无忌惮，一旦有人管了，你很自觉地就收起自己人性恶的一面。

快播就是没有管制下的一个牺牲品，他本身也是原罪，只是很不凑巧的，他成了互联网行业的出头鸟，在曾经保守的中国人眼里，如此赤裸的将“性”公之于众，是可耻的。

我的重点并不在中国人对待“性”的态度上，毕竟时代在改变，大家的观念也有了很多变化。我们的焦点是这场宣判，快播的定罪，也许适合每一个互联网漏洞。

百度的广告竞价排名，让莆田系钻了空子，在牟取暴利的同时，百度是否也会像王欣曾经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一般，“只要自己没有犯罪，监管不力，导致的结果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以这种论调为自己脱罪呢？就像是一个战争中运筹帷幄的谋士，在兵败审判的时候这样狡辩，“我没有上场杀敌，我的手上毫无血迹。”

社会习惯性的用一些悲剧和痛苦让人们意识到改变的重要性，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亲眼看着快播在安乐中死去，正在经历电信诈骗带来的愤怒，将来可能还有其他已经有了苗头，但是还未爆发的事。

所以毫无疑问，这场快播的审判，等待着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纸判决书，还有一场即将到来的监管风暴。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8月发布的互联网报告指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10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1.7%；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占比由2015年底的90.1%升至92.5%。

这是已有数据，我想没有加上7月和8月的数据不足以代表中国互联网的活跃程度，在历史的更迭速度加快的集中时段，能体现出这种全民性的潜力。

就百度魏则西事件而言，百度本身是否改为广告主背书买单，息平台的商业模式是否需求去原罪化？

是愤怒之后的焦点，然而就法律问题而言，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流量主和广告主之间的责任关系。对于广告主出现的问题，流量主是否要承担连带甚至同等责任。甚至，就连百度推广算不算广告，也没有明确的界定。

电信诈骗也是一样，从徐玉玉开始，我们迎接了不少年轻的尸体，他们就像是功成路上牺牲的小兵，我想这就像著作权和盗版的斗争一样。

有市场就会催生新的行业，俨然如今的电信诈骗已经在某些地方病态的成为了一种职业，并且在互联网信息监管不严的相辅相成中，形成了一种爆发式的发展趋势，然而如今只怕这种趋势也要停止一段时间了。

我毫不怀疑这种地下的犯罪组织永远不会销声匿迹，但是仍然希望能够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网络环境，让市场尽可能的缩到最小。

互联网是个兼容的大环境，这一点在快播案初出的庭审上就可以看出来，粗略统计至少包含了行政执法、程序正义、证据有效性、互联网和技术、盗版、色情、分级以及信息自由，控辩双方表现以及辩护策略，除了法律之外还有道德问题。

案件的开庭最初是视频直播，而后是文字直播，无论是怎样的形式，可以看出民众对这场中国互联网首案十分关切，我相信，随着判决的生成，这些已经显而易见的漏洞，要开始补漏或是补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