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为女性事业鼓与呼的盖茨夫人

今年9月，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总理府举办了一场七国集团会议，与会来宾为空前强大的女性领袖阵容。其中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通用汽车(34.55, -1.08, -3.03%)公司首席执行官玛丽-巴拉、挪威首相埃尔娜-索尔伯格、丹麦前首相托宁-施密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瑟利夫和约旦拉尼娅王后。

在一张可坐二十几人的会议桌旁，坐在默克尔正对面的是微软经理出身的慈善家梅琳达-盖茨(Melinda Gates)。默克尔向客人致谢，听取有关妇女政治参与、健康和经济权利的报告后将演讲席交给了来宾。梅琳达-盖茨首先发言，作了四分钟言简意赅的激昂演讲。“如果让女性担任领导角色，我们就会有所作为，”梅琳达说，“我们要发出呼吁，还要大力投资于妇女和女童事业。”

会议室在座的都是世界级女性领袖，但梅琳达凭一己之力就能做到以上这些。总理有议会，CEO有董事会，梅琳达则有413亿美元的慈善基金。只要她认为合适，她可以和身为世界首富的丈夫比尔任意安排这些资金。

这是她个人的一场转变。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已成立十五年，为根除小儿麻痹症、疟疾和教育试验部署了巨额款项。但近几年来梅琳达才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家规模空前的慈善基金会有一半以她的名字命名。她也开始接受随之而来的影响力，她已经成为全世界专注妇女和女童事业的最有权势人物。

“我一直在寻找为这些问题奔走呼号的热心人士，”梅琳达说。51岁的梅琳达有着那种脚踏实地的技术官僚气质：外出不带助理，有的只是大量数据和坚定决心。“我知道这个职位必须由女性担任。我们会在基金会内部讨论，‘能不能争取到谁谁谁？’我考虑过其他女性领袖，但找不到我认为能为全球女性发声的人。于是我想，‘如果我就是那个人，那我就义不容辞。我必须要勇往直前，不能畏首畏尾。”

在全球最贫困人口中女性占60%，全球文盲2/3是女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发展中世界“女性死亡率过高”，即每年约有390万妇女和女童“消失”，其中约2/5死于母腹，1/6死于幼儿期，超过1/3在生育年龄前夭折。

“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梅琳达自问，“其实就是消灭全球贫困。我们知道，做到这点必须把妇女和女童放在核心位置。”贫困和性别歧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梅琳达投入数十亿美元，希望通过解决历来被忽视的性别歧视而消灭贫困。

梅琳达全名梅琳达-法兰奇-盖茨(Melinda French Gates)，在达拉斯出生和长大，父亲是一名航空航天工程师，母亲是家庭主妇，同时帮忙维持家里的一点租房生意。“他们确实就想靠房租供我们兄弟姊妹上大学，我们心里也都明白，”梅琳达说。每到周末，他们都要清扫、整修出租房，并在家里的Apple III电脑上记账。

梅琳达毕业于天主教女子中学，用五年时间获得了杜克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学士学位，外加一个MBA学位。为了早点进入职场，梅琳达特意把这个过程缩短了一年。“她一直都知道她想要什么，”姐姐苏珊-法兰奇(Susan French)说，“她就是有这种自信。一旦认定下一个项目、下一个目标，她就会全力以赴。”

1987年的“下一个”项目就是担任微软产品经理。后来的事情众所周知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公司停车场里邀请她约会。“上大学时我周围都是很多聪明的男生，因为当时女生非常少，”她谈到比尔最初吸引她的地方。“比尔跟我在大学时结识的人一样。我很佩服他们，他们也佩服我。他聪明的头脑肯定是吸引我的地方，但除此之外还有他的好奇心。他有很强的幽默感。我喜欢他那风趣的一面。”

两人相恋七年，然后于1994年在夏威夷结婚。1996年，梅琳达升任微软一名总经理时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珍妮弗(Jennifer)，她选择当全职太太。“这完全是她的决定，”比尔-盖茨说，“我有点惊讶，但对她来说是有意义的。然后老二、老三又出世了。”

时光荏苒，珍妮弗已经19岁了，在斯坦福读大二；罗里(Rory)已经16岁，菲比(Pheobe)也13岁了，对妈妈的依赖越来越少。跟很多盯着空巢无所适从的妈妈一样，梅琳达内心经历了一段激烈的斗争。下一步该怎么办？

于是她开始越来越深入盖茨基金会的工作。该基金会主要关注全球健康和发展，在彻底消灭小儿麻痹症、疟疾和艾滋病，以及推广疫苗和卫生工作方面取得了惊人进步。但应该指出，“在倡导女性健康方面，该基金会并非先行者，”《没有免费的礼物：盖茨基金会和慈善事业的代价》一书作者林赛-麦戈伊(Linsey McGoey)写道。

梅琳达逐渐不再那么关注特定慈善领域了，而是关注如何处理基金会已有的横向覆盖面。具体而言，就是给这些涉及全世界最无力妇女和女童的项目提供资金。其中当然有恻隐之心的成分，但梅琳达讲究投资回报率。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因为向发展中国家妇女提供小额贷款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认识到女性更有可能有效管理钱财并将其用于家庭。比尔-盖茨通过免疫方面的工作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梅琳达也意识到母亲比父亲更可能带孩子去接种疫苗。

“刚进基金会的时候，我觉得妇女问题都是‘软问题’，而我不希望人们觉得我软弱，”梅琳达说，“事实上恰好相反，妇女问题都是些棘手的问题。想解决暴力和童婚？那才叫难。”梅琳达首次公开露面是在柏林。虽然她早已开始在基金会工作，但多年来她一直保护着自己的隐私。但最终她承认，倡导一项事业就意味着抛头露面。“我教导女儿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显然我得作出榜样。”于是三年前她来到德国，在TedX大会上作了以计划生育和和避孕措施普及为主题的演讲。三个月后，原来每年7000万美元的认捐额度就翻了一番，而她又宣布追加1.2亿美元。

欢迎来到聚光灯下，梅琳达。教皇本笃十六世治下的梵蒂冈官方报纸发表题为《计划生育和造谣：慈善事业的风险》(Birth Control and Disinformation: The Risks of Philanthropy)的头条文章，指责她散布谣言。对于一名自称每天都会祈祷或冥想的天主教徒，这样的指责未免苛刻。“这是一个很难以启齿的话题，”梅琳达说，“谈论性、生殖和工具……但这是我们在基金会内部所谈论的东西。”

梅琳达学到了两条宝贵的经验教训。一是凭借坚定的信念和雄厚的财力，只要她开口，世界就会听。“在为计划生育奔走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可以在全球舞台调遣资源，我就想，‘还有其他的女性问题需要我去解决。’”二是她能承受打击。

“他们说盖茨太太真是大错特错了，她一定是被那些想卖生殖健康工具赚钱的人给骗了，”比尔-盖茨说道。他把报纸当礼物送给了她，梅琳达就把报纸裱起来，放在西雅图的基金会总部办公室里。“我之所以送她一份，是因为她决定仗义执言。这是一个情况复杂的领域，但她选择了承担。”

关注该基金会的人都不会认为梅琳达是仅次于比尔的二号人物。“任何熟悉的人都清楚她发挥着主导作用，”业内监管机构全美慈善响应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sponsive Philanthropy)的亚伦-多尔夫曼(Aaron Dorfman)说。

“最开始我们当然不是平起平坐的，”梅琳达说，“他是微软CEO，我比他低好几级。我们只有做出改变才能真正平等。这不是一躇而就的事，但我们都为之努力。行不通的时候，我们就私下沟通。但我认为现在已经实现了。”

“我们会互相交流会议和问题。对于什么时候单独做决定、什么时候一起商量，我们已经十分熟练。有些决定之所以需要商量并不总是因为钱的问题，更多地是考虑到‘对方会不会像我一样关心这个决定’”

“我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搭档，”比尔-盖茨说，“创办微软之初是保罗-艾伦(Paul Allen)，他帮忙出点子和早期事务。后来是我上大学时就认识的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他加入微软，把公司运营得超级成功。现在则是和梅琳达一起管理基金会。”

她和丈夫拥有同样的头衔：联合创始人兼联席主席。(另一位联席主席为比尔父亲；源源不断注入财富的沃伦-巴菲特则充当联合受托人。)“她和比尔是最终的决策者，”去年担任基金会CEO的德斯蒙德-赫尔曼(Susan Desmond-Hellmann)说，“从年度预算和战略开始的审批过程他俩作为平等合伙人参与其中。”

梅琳达在计划生育方面的举措很快就延伸到孕妇特别是孕产妇和胎儿的健康。一旦涉足计划生育，自然就会延伸到婴儿健康，继而致力于扩大女童教育机会。然后这些年轻女性毕业后又该做什么呢？据梅琳达了解，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年轻女性都不会得到有报酬工作。于是她为众多项目开了绿灯，鼓励小农耕作、移动银行等微型创业。

结果便形成“从摇篮到母亲”型妇女和女童组合倡议。基金会并没有透露这方面的分项投入金额，主要因为这跟去年39亿美元的支出密不可分。它还会衡量每个项目对妇女和女童的具体用处。

例如，该基金会支持肯尼亚一家太阳能灯具生产商M-KOPA。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与性别无关的项目为不通电地区的家庭供电，让他们不再使用费钱又危险的煤油灯。但它对女童的帮助却尤其之大，因为在做完一天的家务后，她们常要在晚上做功课。另一个合作伙伴GSMA则向没有银行账户的人普及移动钱包账户。同样这对女性的意义更大。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女性只有58%有银行账户，男性的比例则为65%，很多人被有意排除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

“去印度、孟加拉国之类的地方实地考察时，那里的妇女所说的话你有点不想听，”她说，“但如果你真正坐下来咀嚼一番，过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天呐，她们说得对’。而这群妇女让我意识到，我在发展中国家目睹的所有其它问题全都需要解决。它们都是同一问题的组成部分。”

盖茨基金会也热衷于资助这方面的试点项目：成功了就进一步投入；失败了就当交学费。梅根-穆库里亚(Megan White Mukuria)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创办了肯尼亚专做卫生护垫的ZanaAfrica Group公司。在许多低收入国家，女童例假期间会请假甚至辍学，非洲这一比例高达1/10。

ZanaAfrica的拨款时间表恰好契合基金会侧重女性问题的发展曲线。2011年该组织获得10万美元的测试阶段款项，用于开发竹子、黄麻等本地材料制成的卫生护垫；第二阶段穆库里亚想检验销售策略和健康教育方式，但她的提议被否决。两个月后“否决”变成“也许可以”，又过了三个月，“也许可以”变成了真金白银的100万美元。上个月，ZanaAfrica收到了260万美元的赠款。

“盖茨基金会最初不能资助规模化生产，是因为卫生护垫不属于他们卫生事业的既定任务，”穆库里亚说。“但他们互相示意，‘这个我们必须做。’他们不做，那就没有人做了。”

通过“将妇女和女童置于发展的重心”(Putting Women and Girls at the Center of Development Challenge)这样一个名字拗口的计划，明年还会有更多此类项目拨款。大约20个针对女性的入选项目将收到超过20亿美元的赠款。这对梅琳达来说只是小钱，但预示着她正在向新一批慈善团体开放，这些团体将妇女和女童福祉作为主要目标而不是有益的副产品。她希望形成一个信息交流中心，服务于在这方面寻求帮助的人，而这正是其中的第一步。

“每个人都在试图预知哪些会受支持哪些不受支持，”多尔夫曼说，“许多团体会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工作计划。”这符合盖茨基金会一直所受的批评权力过大、闭门决策太多。“无论盖茨夫妇是否喜欢这样，”麦戈伊说，“有一种看法是，应该庆幸管理层施加了强有力的方向性影响，而不应该看作潜在的问题根源。”

“据我的经验，梅琳达喜欢听取他人的观点，”德斯蒙德-赫尔曼说，“基金会里有人整个职业生涯都从事于某个技术领域，比如有人一辈子都与结核病打交道。”当被问及是否有人会对梅琳达说“不”时，她笑着说，“会有人说，‘同意……那是不可能的。’这比直接说‘不’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老实说，我们对全世界人民负有责任，”梅琳达补充道，“我希望我们有生之年有人回首往事时会说‘梅琳达和比尔是为了穷人而去改变世界，难道不是吗？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更多的孩子活了下来？是不是感染疟疾的人数减少？是不是更多的妇女得以避孕？’我们正是对这些人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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