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癌症街” 绝望和希望

　　摄影 于冰

　　嘉桐街上的一道小门通往整洁的肿瘤医院

　　摄影 于冰

　　夜色下的嘉桐街

　　摄影 于冰

　　很难说，在这条短短500米的街上，绝望和希望谁能打得过谁。

　　距繁华的五一广场6公里，距宁静的岳麓书院7公里，距优美的橘子洲头9公里——嘉桐街蜗居于长沙市的西北一角，不繁华，不宁静，也不优美。

　　它与湖南省肿瘤医院仅有一墙之隔，这使得它离“死亡”很近。为了治病，数百名患者和家属常年在街上租住、流动，有人叫它“癌症一条街”。

　　同样是这个原因，使得它又充满生机。在五六米宽的路两旁，绵延着好几十家商铺，包括旅店、餐馆、超市、果蔬摊、美发店和通信服务网点……凡是生活所需，不用走出街道便能购得。头戴假发或提着尿袋的病人慢步穿梭其间，和店家讨价还价，与寻常闹市无异。

　　初夏午后，一位水产店女老板正熟练地剖净黄鳝，装进小塑料袋，递给旁边等候的老汉。案板上的电风扇发出嗡鸣，轰走蚊蝇。

　　“让她吃好一点。”老汉接过黄鳝，眯着眼睛、蘸着唾沫数出几张一元、五元的票子。枯瘦的妻子站在他身后的背阴里，戴着一顶碎花白帽，露出光光的额头和后颈。

　　“我们也挣不了几个钱，全当做善事了。”女老板看着夫妇俩的背影说。隔壁摆摊的裁缝凑过来，补了一句：“只要住到这里来的，说明还想活!”

　　日复一日，病人们把嘉桐街当成“家”，也当成“战场”。他们在这里吃饱睡好，再迎向医院的仪器针头。

　　有的人最终没有走出医院，街道一头一尾，哀悼的鞭炮有时会在白天燃放。但更重要的则是嘉桐街的炊烟，它在一日三餐之时升腾，从不间断。

　　嘉桐的清晨

　　早上7点，王雪梅拎着暖水瓶走下旅馆楼梯。她探身朝门外望了一眼，嘉桐街已在晨曦中醒来。

　　果蔬贩子的面包车刚刚发动，喷着灰黑的烟气，在坑洼不平的路上一颠一簸地驶离，小摊老板则埋头码放着沾了水滴的新鲜蔬菜。早点摊被支到了路上，厚厚的白色水蒸气不间断地涌出来，遮住摞得比人还高的包子笼屉。早起勤快的女人已经洗好了衣裳，踮着脚尖往楼外的铁栏杆上搭晾。

　　王雪梅知道，明天，她将看不到这样的光景了。这位58岁的妇女来自湖南衡阳，不久前被诊断出患有宫颈癌。排队手术的人太多，她不得不在嘉桐街住了整整两周，终于等到床位。隔天早晨，她看见的将是医院走廊，这让她又怕，又期待。

　　“左边住的，右边住的，全是等床位的人!”王雪梅的大儿子说。他和弟弟先是陪母亲去了衡阳市里的医院，都说“治不了”，直到在长沙打工的同乡告诉他们，省里的医院好。

　　在排队挂号时，母子三人凭着口音，结识了好几个衡阳老乡。有人提到，“出了医院大门左边那条路，有房子”。

　　说的便是嘉桐街。它地处湖南省3家顶级医院的“包围”中，紧邻湖南省肿瘤医院北大门，东边是湘雅附三医院，南边是湖南省结核病医院。一堵围墙隔开肿瘤医院和这条小街，医院地势高，街道地势低。院墙脚下的一排大树张开树冠，一半阴影遮住医院一尘不染的步道，一半阴影遮住嘉桐街污渍斑斑的水泥路。

　　年过70的暨登航，退休前是肿瘤医院腹部外科的医生。如今，这位老人喜欢在嘉桐街入口无人照管的空地上种些自用的蔬菜。

　　“这边是鱼塘，那边是菜地。”暨登航蹲在地里，一边剁草料一边回忆嘉桐街的过去。2000年以前，肿瘤医院西边还是“西湖渔场”。渔场改造后，不少原来的居民便把房子租出去，因为“排个把月都住不进医院去”，不少人看中了“家庭旅馆”的商机。

　　眼下，嘉桐街已经有了15家旅馆。大的有二三十个房间，小的也有十来个，除了春节和炎热不宜手术的酷暑季节，平时几乎都是客满。有的病人在这里等候手术或其他治疗，有的则在几年间不断回来、住下，做复查，或是接受放疗和化疗，疗程结束，再回家去。一些手术完成但还没拆线的病人也会住在这里——医院的床位太紧张了，不得不想出“家庭病房”的点子，人出去住，名字还挂在“住院”，每天到医院检查换药打针即可。

　　除了旅馆，这里的一切几乎也都和肿瘤有关：诊所、保健品店、假发铺……街口还有一个推销野生灵芝的小贩，机动三轮车上堆满咖啡色伞盖的菌类，海报上写着“绝杀癌细胞”。

　　踏进嘉桐街的人，大多拥有一个大大的塑料袋，里面是墨色的X光片，每张片子上，都会有阴影盘踞——脑部、胸部、腹部、腿部……大部分病人来自湖南和周边省份的农村，有人是听老乡介绍，找到了嘉桐街，有人则是在医院附近转了几圈后，自己摸进来的。就连医生也提供这样的建议：没床位就等几天吧，旁边那条街能住。

　　于是，这些老乡、病友的命运在嘉桐街有了一个交点。

　　随着太阳的位置越来越高，房门纷纷打开。有人是单独走出来的，有人是被搀扶着走出来的。他们慢慢地挪动脚步，朝着医院的方向行进。

　　阳光已经铺满了嘉桐街，早点铺开始清洗用毕的碗筷。王雪梅坐在屋里拾掇行李，过一会儿，她也将在儿子的陪同下，走上那条通往医院的小道。

　　街道的上午

　　“我两个儿子都上大学啦!”王雪梅逢人便说，“就算小鬼马上带我走，也没有什么的啦!”说完这句狠话，她乌青塌陷的眼窝里，一双眼睛忽然闪出神采。

　　她真的想过不治病了，就这样扛到死。但儿子们劝她，“还得看见孙子上大学”，她身上就来了劲儿。在嘉桐街，她身边那两个年轻结实、跑前跑后的小伙子，让她说话都比别人响亮。

　　每当听人谈论家庭，周玉兰拉一拉帽檐，默默走开。这位59岁的怀化女人住在王雪梅隔壁的旅馆。她育有两子两女，都已成家立业，但在嘉桐街，她身边只有61岁的丈夫。

　　10点，在夏日阳光中依然裹紧夹袄的周玉兰倚在旅馆墙边，看王雪梅穿着一袭大红外套，被儿子一左一右搀扶着离开。

　　这是嘉桐街一天中最闲散安静的时刻。病人们都在医院，新的住客还没找来。家属们有的闲聊，有的拆洗被褥衣裳。所有的商铺都刚刚开始营业，街上静得只剩下树叶哗哗声和补鞋匠小锤的叮叮声。

　　“住不下去，活不下去……”周玉兰嗫嚅着，连嘴唇都不愿张开一点缝隙。因为钱少，她和丈夫住在旅馆半地下的房间。这里就连夏天都阴冷潮湿。

　　两年前，周玉兰的第二个孙子出生。这位快乐的祖母立即决定，和丈夫离开老家，到儿子打工的东莞帮忙带孩子。

　　老两口不愿给孩子增加负担，便找了一份园林绿化的工作，大部分内容其实就是扫街和清理人畜粪便。在环城大道扫了一年马路之后，周玉兰开始咳嗽，越咳越厉害。老板见状，声称她有肺结核，立即终止合同，让她结账离开。

　　最终的诊断结果，是肺癌。

　　“抽烟吗?”医生问。“不抽。”这位纤弱的农村妇女说。

　　“喝酒吗?”医生又问。“不喝。”她答。

　　医生没有追问，而周玉兰也没想过，肺癌会不会和自己的工作性质有关。她根本不想琢磨这个问题，因为在开胸切肺之后，手术和化疗费用已经抽干了她的家。土地租出去了，房子租出去了，家里能用电的几乎都卖了。她每天想的只是，什么时候死，就不用再花钱了。

　　在她位于旅馆半地下室的“家”中，杂物装在塑料袋里，挂满了墙壁，被褥摸上去几乎是湿的。一天中，阳光只有午后才能短暂地光临。整个屋子最显眼的摆设是床角并立的两个白色化肥袋，装得饱胀，鼓鼓囊囊全是药，一袋中药，一袋西药。

　　生病之前，周玉兰爱唱歌，常常在地里一边劳作一边和丈夫对山歌。然而在嘉桐街，没人听过她的歌声。因为“心情不好”，她再也不唱了。

　　周玉兰讨厌嘉桐街。她第一次来，理发店的人劝她，头发剪掉卖了吧，反正以后也留不住。她舍不得，可化疗一开始，头发就一把一把地往下掉。等她再回去想卖头发，理发店的人又不要了，剃发也涨价了。

　　“太坏了，坏心眼。”她嘟囔着，眼泪说话间就打湿了整张脸。更让她难受的是，每从家里到这条街来一次，就得在路上犯一次“车晕”，走到街口都还在呕吐。她觉得，自己比所有人境况都差。越差，就越得回来，“到死走不出去”。

　　但在嘉桐街并非只有绝望。

　　正当周玉兰站在阴暗滴水的天井里沉默哭泣时，同样来自怀化的阿黄则在同一家旅馆的大门口晒太阳、打游戏。

　　37岁的她还没有生育，就被查出患有宫颈癌。手术摘掉了她的子宫，有些病友旁敲侧击地问她：“老公是哪里人?人品好不好?”她笑嘻嘻地直接回过去：“我是切了，他要走我也不拦着。”

　　阿黄喜欢嘉桐街，因为“大家都一样，多自在”。天晴的午后，她会自己拎着尿袋，在街上溜达，在街口看野花，有空也会看看隔壁湖师大医学院的操场上，学生们跳操踢球。她宽大的、印满卡通人物蜡笔小新的睡裤被风吹动，裤脚扑棱棱地飞。

　　即使是坐在旅馆门口的竹凳上打游戏，阿黄也会认真佩戴金项链和金戒指。她的手指在平板电脑屏幕上快速地点点划划，一个女战士装扮的人物便在游戏里飞檐走壁，跋山涉水。

　　这样的女性是嘉桐街的一道风景。她们不管贫穷富裕，也不管病情轻重，都绝不疏于吃、打扮和日常种种。有人戴着闪闪发亮的樱桃红假发，有人的帽子边点缀清秀的花朵。有人爱吃零食，有人爱拉家常。笑，是她们和“街坊邻里”相处的招牌表情。

　　“生病了，就不生活了?”阿黄头也不抬地说。她操控的女战士刚刚成功飞越一处沟壑，奖励金币立即像雨点一样砸满屏幕。

　　正午

　　“吃饭吃饭!”中午时分，阿黄的丈夫走出来，吆喝着妻子，一手托着大饭盒，一手拎着保温桶。

　　这是嘉桐街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之一。差不多从11点，餐馆和想自己露两手的病人家属们就开始忙活了。

　　这里饭馆的饭菜很便宜，一般是荤菜8元，素菜三四元。如果吃腻了医院的病号饭，人们会偶尔想要打个牙祭。饭馆多以老板的家乡命名，供应湖南本土菜。

　　每家旅馆都提供煤气和炉灶，但不是每间房的住客都能享受到。所以，这里还诞生了专门为病人家属提供烹饪锅灶、铲勺和油盐酱醋的摊子。自己买好菜，连洗带炒，半小时只需要3元，比下馆子划算。

　　快到中午，烹炒的油烟开始从嘉桐街的旅馆窗口、街边餐厅和公用灶台冒出来，灰蒙蒙的，飘满整条街，隔不到10米就看不清前路。鸡鸭被从笼子里揪出来，活鱼被从水缸里捞出来，就地宰杀。野猫野狗在人们腿间窜来窜去，寻找下水和剩菜。

　　在嘉桐街拦腰处一家诊所的门前空地，一对小夫妻将七八个灶台租出去，再摆上几把大阳伞和塑料桌椅，生意好极了。等着在锅里咕嘟的菜，人们会坐下来，讲讲各自的和听来的故事。

　　一位妇女顾不上听故事。她正认真地守在炉火前，一手拎着筷子，一手扶着微弯的腰。灶上是一个高压锅，嘶嘶地喷着白汽。她的后背热得湿透了，汗水在脸上的沟壑里乱淌。

　　“给孩子吃。”十来分钟过去，她拧灭炉火，把高压锅拎起来，浸到洗菜水里。锅盖打开——白的排骨，红的萝卜，吱吱冒油。她19岁的儿子正躺在医院里等着妈妈的手艺。不久前，这个大学一年级的小伙子被诊断为骨癌，大腿骨被拆掉，替换成人工骨头，一根8万元起。

　　这位母亲用筷子扎起一小块萝卜放进嘴里。“炖得好烂!”她满意地咂巴着嘴。紧接着，她把所有排骨和萝卜小心翼翼地倒进一只饭盒。菜太多，盖子盖不上，她用力压了压，却舍不得自己再吃一口。

　　老板娘帮她套好袋子，回身感叹：“这里有贤妻良母，孝子孝女，五好老公!”她伸出手掌，摇了摇5个油汪汪的手指头。

　　当被问及身旁的母亲哪里不舒服时，小奉舔了舔嘴唇，“肌瘤”，他说，又补上一句，“常见病”。

　　事实上，直到母亲进屋后，这个30多岁的汉子才敢吐露实情，“子宫癌晚期”。他太了解母亲了，如果她知道自己得了癌，一定会放弃治疗。但作为儿子，他从未想过放弃。“花再多钱也要治，治不好也要试。”他眼睛通红，像是要哭，又憋住了。几天来，他哄母亲“听不懂大夫的话，看不懂单据的字”，硬是把病情和费用都瞒住了。

　　小奉楼上，住着黄仕华和他的妻子。这个49岁的男人两年前才结束单身。没多久，妻子被查出宫颈癌。紧接着，岳丈去世，妻子和前夫的儿子又上了大学，他花光了手上的6万元积蓄，再也承受不住了。

　　在嘉桐街，黄仕华逢人就掏出低保证明和报销单据，“想上电视，让国家给补偿”。“我做错啥了”是他挂在嘴边的话。在他向人唠叨着“宫颈癌”的时候，他的妻子总是噙满泪水，跟在他身后，想拉他的手臂，又被他使劲儿挣开。

　　“这已经不错了。”旅馆老板感慨。他指了指对面的旅馆，那里住着一对母女。女儿乳腺癌手术签字前，丈夫消失了，此后再也没有出现。几年来，都是母亲陪着她化疗、复查、在嘉桐街生活。

　　“父母对孩子当然这样，孩子对父母也一样，但是夫妻就靠不住了，特别是男人，要看那个男人的良心……”说这话的陈鲜娇，为了给父亲治病，最近几乎和婆家人闹翻。

　　饿着肚子，这个1987年出生的娄底姑娘在嘉桐街一家旅馆的二楼小屋里控诉着丈夫的自私。

　　楼上有人走过，天花板上的风扇就跟着抖动。她不管不顾地撩起衣服，拿自己的胸口比划：“说是我爸右肺有癌，在这儿切掉一大块又说不是癌。我车都卖了，工作也辞了，我老公没来(医院)看过一眼，他家从来没管过……”

　　其实她连自己的家也回不去了。父女俩的房子不久前在大雨里塌掉一半，伯伯说地是自家的，不让再盖。嘉桐街，便成了陈鲜娇眼下的家。

　　嘉桐的下午

　　午后，陈鲜娇在街口游荡。她的裤子磨破了，可刚刚去过附近一家商场，“贵得吓人”。

　　“你是长沙人吗?哪里有便宜的衣服?”她看见着装体面些的女人，就会凑上去问。在她眼里，“省城”和“我们那里”差别很大，别人觉得嘉桐街一天40元包水电气的房子已经很便宜，可她仍然觉得贵。

　　因为她的钱包马上就要空了，而医保必须回家乡才能报销，“还只报30%”。

　　在湖南省肿瘤医院出院结算大厅里，墙壁最显眼的位置高悬着两张海报，向人们解释湖南省新农合省级定点医疗机构普通住院费用补偿政策。

　　雷十妹和丈夫端坐在海报下的休息椅上，等待下午办公时间到来。不久前，她查出被6年前手术的乳腺癌复发，在接受保守治疗后，眼下即将出院。但当被问及回茶陵老家能拿到多少报销款时，她和丈夫都摇摇头。

　　“我不识字。”她的丈夫茫然地看着那两幅足有一米长、半米宽的镜框，“我们那儿得了乳腺癌的，有人能报80%呢!”

　　事实上，就在一幅镜框中部，“茶陵”被清楚地划入“补偿比例55%”一栏。这对夫妻更不知道的是，手上拿到的药物是进口药，一分钱也无法报销。

　　新农合的“补偿比例”也就是报销比例，在湖南省被按照区县划分为三个档次，50%、55%和60%，均低于城镇职工的80%和城镇居民的70%。

　　“好多湖南农民都吸烟，农村的癌症发病率特别高，医疗水平差别又特别大。”周松华说。这位学医出身的湖南人已经在嘉桐街做了十几年保健药品门店经理，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向肿瘤医院，也看着医院盖起了新大楼。

　　“嘉桐街从来不缺少病人。”周松华说，他做这些人的生意，但也融入他们的生活。

　　午后，这条街懒散下来。晾晒于任何建筑外墙和栏杆的衣物在太阳下开始干燥，丝袜迎风摆动，床单上的花朵也微颤着。树下的杂货摊，老板靠着椅背打起了盹，即使有人翻动货物也毫不知情。

　　一些新到的旅客开始走进这条街。

　　“现在看病，啥都好!设施好、条件好、医护态度好，就是价钱不好!”一个陪嫂子手术的湘妹子扳着手指，嘴皮翻得飞快。她追着旅馆老板前后央求：“都中午过了，今天就不算钱了吧?”

　　“那不行。”老板王强一口拒绝。这个湖南攸县人在广东开过出租车，在老家开过饭店。2008年，他被查出患有肠癌。

　　在肿瘤医院接受治疗期间，这个“生意人”瞅准了嘉桐街的商机，就用剩余积蓄盘下了一栋民房，开起了旅馆。

　　“钱和命你要哪个?”王强手上一大串房间钥匙哗哗响。当年，他卖掉了心爱的小轿车治病，因为“如果不卖车，一定会死在车上”。

　　他把治疗癌症比作一辆开往健康的出租车，“起步价就是10万”。许多人曾在他的旅馆里来去，据他所知，只有小部分真正痊愈，不少人花费数十万元，依然没留住生命。

　　眼下，他仍然看着人们为治疗癌症付出更多的钱，不惜负债、卖房子。相比之下，住旅馆、吃饭、买生活用品的开销，人们虽然会试着削减，为此跟他砍价，但并不会较真。

　　“在我们这里是小钱，在那里……”王强手指医院的方向说，“才是大钱。”

　　尽管对大城市的高额消费心知肚明，但从县城、乡镇、村子里赶来的病人仍源源不绝。每天早上不到6点，嘉桐街附近的肿瘤医院、湘雅附三医院和省结核病医院就被病人和他们的家属占满。

　　全国大城市的省级三甲医院概莫如是。人们跋涉数百公里前去的理由大多只有：“就近的医院看不了。”

　　“你这个病，在我们这里，就是个感冒病。”医生安慰一位住在王强旅馆、查出宫颈癌的女病人。但这场“感冒”，已经让她花费了5万元。

　　街道的傍晚

　　王强旅馆二楼的窗户，在下午快5点时飘出香气。开过餐馆的他把切得大小均匀的豆腐块放进油锅里煎黄，再依次放入葱蒜、肉片和火红的灯笼椒。

　　无论是谁，走过楼下都能分享菜肴的香气。而王强旅馆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所有的房间都是统一价格，40元一天，不管是“风景房”还是地下室。只有先来后到之别，没有贫富贵贱之分。人多的时候，要是房间紧张，再有钱也得住地下室。

　　王强隔壁旅馆老板最爱讲的一句话是：“癌症面前，人人平等。”在他旅馆的墙上，贴着他手写的红条幅：“生命在于运动!”“勇攀高峰!”这些歪歪扭扭的字迹在每层楼的楼梯间都能看见，为了鼓励病人爬上楼梯。

　　卖保健品的周松华爱好做泥塑。最初，他常在晴天时，把雕好的泥坯摆到门店前的座椅上晾晒。每次都是刚摆出来，就有病人或家属围上前，对着那些小猫小狗或撒尿小孩评头论足。

　　“给我一个，行吗?我拿回去摆在屋里。”有人忍不住张口向他讨要。周松华便把泥坯拿到朋友的窑里烧好，再赠送出去。

　　后来，要泥塑的人越来越多，周松华也就越做越多，越送越多。

　　“他们依然热爱生活和美好的事物。”周松华说，“在可爱的泥塑面前，健康的人和病人没什么区别。”

　　事实上，在嘉桐街开店的人眼里，癌症病人就是“普通的顾客”。吃饭需要菜肉大米，生活需要脸盆牙具。这里没有人互相嘲笑，也没有异样的眼光。女病人可以神态自若地为光头挑选假发，男病人也可以不顾男子汉气概，弯腰驼背地缓步在马路上。

　　从嘉桐街中段向西有一条小路，行不足二三十米，就到达湖师大医学院咸嘉湖校区后门。在学生们眼里，嘉桐街完全是另一番光景。

　　“入学时老师就叮嘱我们，不让去那里吃饭。”大三学生小邓说，她觉得嘉桐街一年四季都湿漉漉的，很脏。她的同学小陈则更加直接地表示，要是在那里的旅馆住一晚，全身的衣服都得消毒一遍。

　　“他们吐的痰都可能会有肺结核!”一个偶尔去嘉桐街采购杂物的女生每次看见穿病号服或戴帽子的人，都会感到恐惧。

　　事实上，嘉桐街东邻肿瘤医院新大楼，西接湖师大医学院，南边是咸嘉湖景区和沿湖而建的高档住宅，北面则是国际名牌一应俱全的商业广场和外墙闪闪发亮的写字楼。

　　夹在中间的它是个异类。路两侧的建筑几乎都是十几年前的民房，违章加盖几乎家家都有。尽管都有营业执照，但除了一所像样的宾馆，每间旅馆的房间都只有几件陈旧的老式家具，大部分楼层卫生间共用。水泥路面坑洼，垃圾在路边堆放。水管一直接到路面上，水龙头紧挨着电线和插座。到了做饭开饭的时间，充满油污和厨余垃圾的脏水在地面上随意泼洒流淌，就像贴满这条街所有平面的“有房出租”和“癌症克星”小广告。一整天，这里都飘散着劣质烟草、油烟、动物粪便和腐烂垃圾的味道。

　　开在嘉桐街的一道小门像直接通往另一个世界。踩着污水和垃圾爬上楼梯，穿过这道门，就到达肿瘤医院院内。沥青路面平整，步道一尘不染，楼群挺括、规整地矗立。

　　在湖师大医学院就读临床医学的大二学生李富起对门这边的世界充满向往，但那并不妨碍他同样认可门那边的嘉桐街，他称之为“后街”。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才是造就‘后街’的根本原因。”李富起皱着眉头说。这些话来自他此前为校辩论赛所做的准备，题目是“中国医患关系的出路是改变医德还是改变制度”。

　　“但他们在这里生活、看病很方便，很划算。”20岁的小伙子丢掉理论，开始就事论事，“唯一需要考虑的是，环境太脏的话，对病人的康复没有好处。”

　　对于那些厌恶、害怕“后街”的同学，李富起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但“医生应当对病人充满怜悯”。

　　2012年，咸嘉湖社区改造，嘉桐街没变化。2013年，数篇当地媒体报道指出这里的脏乱差和违建现象，但嘉桐街还是没变化。

　　“外面一年一变，这里十年不变。”假发店老板彭田说。他会帮病人免费剃头发，连“一股子奇怪的味道”也渐渐习惯了。虽然他仍然厌恶门前的污水和隔壁的活禽摊位，但如果没了病人，就没了这些，他的生意也将搬到别处。

　　“这里是难民营，政府不要搞我们(取缔整顿)，就不错了。”一家餐馆老板说。

　　嘉桐的夜

　　晓红是彭田店里最大的主顾。在嘉桐街，她刚刚购得了自己的第8顶假发。在她的房间里，这些假发被小心地挂着，有长有短，有棕有黄，几乎成了装饰品。

　　“一天一个模型!”旅店老板王强打趣她。她也笑起来，叉着腰转了一圈，展示着自己最新的“梨花烫”和身上的红色针织连衣裙。

　　38岁的晓红是湖南娄底人，患有宫颈癌，已经手术切除子宫。她曾非常抗拒治疗，但让医生一句“那你就是不要命了”给吓进了手术室。

　　术后一年来，她经历了3次化疗，头发没了，勇气却回来了。她声称自己“爱打扮、爱打工、爱打牌”，这“三爱”都保留了下来，她也开始不惧谈论自己的疾病。

　　“我得的不是绝望病，是普通的妇科病，我能照顾自己。”她拒绝家人陪伴，一个人住在嘉桐街。每天白天，她自己到医院“打化疗”，昏昏沉沉或想呕吐的时候，她就横身躺下，拿起手机刷微信朋友圈。馋了，就到餐馆里吃，“想吃什么吃什么!”

　　今年五一节，晓红和朋友去了衡山旅行。回嘉桐街前，在山脚下，朋友们都拜了佛堂，唯独她没进去。她只是死死盯住山峦叠嶂的风景，然后在心里默念：我一定会坚持到最后一刻。

　　事实上，作为“癌症街”存在了十几年的嘉桐街，这两年又多了几条“兄弟街”。围绕着整个湖南地区3家顶级医院，越来越多的居民把房子租出去，作为家庭旅馆。肿瘤医院门前从早到晚都有举牌“住宿”的揽客者来回游说，他们包下附近的整层公寓，按照嘉桐街旅馆的模式经营。去年，医院东边还新开张了一家装修精美的时尚酒店。当然，那里的价格更贵，服务更好。

　　过去，经济条件不错的晓红来复查时总爱住宾馆。现在，她更喜欢住在嘉桐街的感觉，“像家，有朋友，而且便宜”。

　　夜晚的嘉桐街，美发店、诊所和杂货铺打烊了，旅馆瓦数不高的招牌灯箱则渐次亮起。街口一家旅馆的铁门半掩着，门房里，灯光微弱。老板趿拉着拖鞋，抽着烟翻动住客登记册，而老板娘则忙着下载最新的肥皂剧集。

　　晚上九十点，大部分病人和家属都回到房间休息。街上只有偶尔穿行的出租车和三两个迟归的小贩。野猫踏着无声的步子横穿街道，鸟声被虫鸣取代。整条街陷入暗淡。

　　此时，嘉桐街南端的大马路边，一家娱乐城灯火辉煌，门前路边停满鲜亮的轿车。街道北端，商业广场上的夜市正飘出烧烤香气，五颜六色的花裙子在霓虹灯里摇曳。

　　如果不是真的走近，不会有人知道，夹在中间的那条街，尽管连一盏像样的路灯都没有，却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夜生活。

　　夜晚的嘉桐街，最亮堂的地方是街上的几间“棋牌室”。老板把临街的落地玻璃擦得透明锃亮，即使从外面走过，也会被屋内欢腾的人们吸引。

　　他们搓着麻将，甩着扑克，大声谈笑，直到深夜。晓红就是其中之一。长长的红色假发随着她摸牌、出牌而抖动，飘洒在她的胸前、后背。下家是个穿着条纹病号服的大姐，她手气不错，几圈下来攥了满把一元钞票。上家则是位急着回旅店的婆婆。“你上吧?”她看见有人进来就喊，“我回去看孙子。”

　　媳妇为了照顾她，把小孙子也带到了嘉桐街。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有些孩子就在这条街上学会走路。

　　“我们桌上讲哪里话的人都有，不过坐在一起，就要尽量讲普通话。”晓红嘻嘻哈哈地介绍，“有些话听不懂，但最好懂的就是‘和了’，哪里都一样!”

　　在她看来，嘉桐街的人们很少会向旁人哭诉，尽管单单看去，每个人的故事都可能是场灾难。但当它们汇聚在嘉桐街时，反而成了最稀松平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