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315，互联网并没有让打假变容易

假货就像毒瘤一样，是这个社会心照不宣的秘密。

但还是有公司愿意捅破它。2015年8月，北京海淀法院审结了广联达加密锁系列案件。15名犯罪嫌疑人被判处8个月到5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2万至120万元罚金，同时有5人被判缓刑。

推动这起盗版案成功审理的是背后巨大的商业价值损失，整个案值高达220万元。广联达地处广州，主要生产用于工程计量用的商用软件，正版License价格在3000元到4万元不等。

广联达被软件盗版者盯上了。2012年3月至2014年7月间，犯罪嫌疑人巧妙地通过“反向解码”技术破解了这款软件，然后通过淘宝网店、在百度搜索中建立推广链接等方式对外销售，售价仅为60元-300元不等，不到正版价格的1%。

不堪其扰的广联达决定向海淀法院提起诉讼。公司自己去购买盗版取证、比对、出具报告。负责该案的法官助理江南（化名）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专访时强调：“广联达已经算是非常积极配合法院，懂得维护自身权益的公司了。”

传统线下打假要求公安机关“抓现形”，人赃俱获才能起诉。这起案件的特殊性在于，他所有的作案过程都是在线上进行的，给调查取证带来了难度。

互联网打假难题

并不是所有公司或受害者都像广联达一样，有强烈的维权动机，多数公司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得过且过。

江南介绍，类似三星、惠普这类重视知识版权保护的公司可能会做得好一些。甚至有专门的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帮他们打官司，这已经变成了一门新生意。这些代理公司在搜集到证据后，找三星这样的大公司谈判“我帮你打官司、你分我一杯羹”的利益交割明显，取证链条模式化，商业样态成熟。从最先的中关村、海龙电子城开始，慢慢发展到线上。

如果没有这些代理公司，无论对于个人还是中小企业来说，通过司法手段维权的成本太高。

广东一名“较真”的消费者廖（化名）向记者分享了他自己的真实案例。2014年，他通过某团购网站“秒杀”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售价在800元左右，宣传时显示的是“三折”价格。但巧合的是，与朋友比价后他发现，自己三折淘来的车与朋友正价购买的价格相差无几。

他于是想找凤凰自行车讨个说法。

廖性格执拗，他首先是及时对团购宣传页做了截屏，保留了交易证据。然后向上海物价局反映情况。半年过后，上海物价局给出了价格欺诈认定。凭着这份关键证据，廖打起了官司，又三四个月过去，廖最终获得了胜利。

但胜利的代价是，这起案件前后耗时8个月，800块钱的自行车廖拿到了2400元的三倍赔付。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廖这么幸运，有保留交易证据的意识和持续抗争的斗志。多数人恐怕都会自认倒霉。

而互联网打假案的取证也越来越难。

专门负责知识产权保护的李囡法官认为，取证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要“公证购买”。她甚至建议维权方可以把邮寄地址直接写成当地公证处地址。在完成购买后，直接进行购买封存、核实订单号、寄件人信息、网上交易记录等。就是要确保商品的唯一性。简单一点来说，就是要保证你买到的“假货”就是那个商家要卖的，中间不会有“掉包”可能。

甚至很多警察在侦查时也没有这么明确的电子证据固定的意识。警方在查抄电脑、硬盘时，需要在现场有见证人的情况下，记录下该物品的编码等数据，确保证据源不受污染，做好现场勘验的笔录。

当然，职业打假人和知识产权代理公司会有更聪明的做法。他们有一种名叫“存证云”的软件，直接记录交易过程。

确保商品唯一性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证明“假货就是假货”，这并没有想象中容易。

不同电商平台上的商品检验标准不同，且都需要权利人配合。什么样的检验标准是有效的？消费者恐怕很难像廖一样，花高价把商品送到专业的质检机构去检验，有些商家也不愿意给消费者提供产品检验的服务。

阿里大数据打假

阿里巴巴是受假货问题困扰最多的电商平台之一。

这家目前市值1800亿、占据电商市场份额一半以上的公司在2015年深受“假货”困扰。2015年5月，Gucci等奢侈品牌诉其售假；2015年7月，阿里受到了美国服装鞋类协会指责，被评价为“打假努力缺乏成效”。假货一时之间成为了阿里巴巴的敏感词汇。

不少消费者认为，阿里打假不是技术水平不行，只是关一下网店的问题。而刘强东甚至也曾放言，“网络打假很容易，一个程序员一天就可以搞定。”这两种观点都认为淘宝故意不作为。阿里巴巴神盾局胡冰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专访时却表达了完全不一样的观点。

胡冰认为，关掉线上的网店看似容易，但治标不治本，真正的难点是在线下。线下制假造假的窝点不打掉，制假者换个“马甲”、重新弄一套生产许可证就又可以开店了。而且商家也有自己的权益，关店需要有充足的证据。

“就好像一个个伤口，你总拿创口贴去止血。病根没有铲除，身上就会是千疮百孔的。”胡冰这样比喻线上线下打假的关系。

阿里最神秘的“神盾局”是打假核心。胡冰是“神盾局”的一员，这个部门的神秘性和它的名字一样，主要工作在于配合公安机关进行数据侦查。

在神盾局的基础上，2015年12月，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成立。整合了阿里之前分散在底层安全、技术、客服、品控、规则制定、云平台等各个部门的分散打假人员。

今年1月，阿里还特意请来了苹果前法律顾问马修巴希尔出任集团副总裁兼全球知识产权主管，且任命郑俊芳担任首席打假官。

3月14日，马云现身集团内部的打假会议，这是他今年第一次现身业务会议。他给出了两项承诺：“投入不封顶，进人无上限。”

这一切都彰显了阿里巴巴打假的决心。

在内部讲话中，马云强调：“消灭阿里巴巴容易，但消灭假货难。假货就像病菌存在周围的空气里，跟假货的斗争，就是跟人性的阴暗面做斗争，这是一场永久性的战争。”

制假窝点是“伤口”，但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至少可以帮助阿里巴巴找到伤口在哪儿。

胡冰是几十年的老刑警了。他身形清瘦，破案侦查经验丰富，几年前从公安系统跳槽到阿里神盾局，一切数据挖掘的能力都从基础学起。

胡冰介绍，任何人只要在互联网上活动，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这是它与传统物理犯罪的不同，真实世界中的犯罪会受到天气等客观条件的影响，犯罪证据极易被毁坏。但互联网世界完全不同。

互联网上的痕迹，包括账号、操作、登陆之后的发货、退货、地址、交易明细都会留下线索。这些痕迹慢慢组成了我们所说的“打假大数据”。

2015年6月，浙江省公安厅破获了一起“壳牌制假售假案”，案值过亿。得益于神盾局与壳牌权利人良好的合作关系，最初的线索由壳牌提供，他们发现淘宝平台上有很多仿冒的壳牌润滑油。神盾局马上利用自己的数据和专案团队去挖掘这一线索。

更多的线索来自资金交易。有交易就必然会带动双方的交易账号，发货时会有发货地址，货品不好时会有退货地址，再加上注册店铺时需要提供身份证。退一万步说，即使注册用的身份证有假，也有它关联的电话等信息。这些线索被一一带出，后来，这些线索通过报告的形式呈现给广州警方。

阿里巴巴作为一家企业，并没有执法权。胡冰介绍自己能做的就是利用数据为公安打假附能，这是一件共赢的事情。

这起案件以广州警方的深度调查收尾。这个造假团伙有个更大的网络，遍布六个省份。这起案件最终被上报给公安部，公安部牵头，在六省一市发起了行动，然后把整张网络打掉，涉及生产、存储、线下分销商、物流、线上开店、客服等多个环节。

壳牌方面对此感到非常高兴。这个案子的关键点在于，互联网能提供多点联动的效果，即使是小额多笔的售假行为，也可以“拔出萝卜带出泥”。相比于传统线下实体店，如果店主死咬住不告诉你其他同伙，这个线索就会断掉。胡冰评价说，“互联网可以成为打假神器。”

这个“神器”还有更多技术细节。比如，一种比较易于侦查的方式是“同机多人”。即一台手机上有多套账号（比如50个以上账号）在登陆，淘宝就会将其标注为“异常”。通过进一步探索这50个账号的信息，比如其中是否有“危险”账号，就能发现更多证据。

隐私安全问题同样重要。阿里方面说，任何调查和查证账号的请求，都需要公安机关正式发函到阿里巴巴，才能进行处理。

京东和腾讯是如何打假的？

没有哪家互联网公司能逃得出假货的困扰。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分析师姚建芳认为，打假问题和电商平台的经营模式有很大关系。相对来讲，自营平台的假货概率会低一些。而第三方入驻的平台授权、供应链、货源的把控可能会出现漏洞。

姚建芳表示：“平台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平台和商家有一个合约关系，商家每年是需要向平台交佣金的，很多平台的打假都是相互利益回旋的结果。消费者和外界媒体能见到的，可能都是表面的，实际到底做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

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京东市场部人员表示，作为以B2C运营为主的电商平台。他们打假主要通过技术手段。最常用的是一种“商品质量管理系统”，对在售商品进行风险评估和筛查，主动发现潜在质量风险。

根据京东2015年财报数据显示，京东自营GMV（交易总额）为2556亿元，平台GMV为1909亿元。二者所占比例分别为57.2%和42.8%。在两者几乎持平的基础上，如何控制第三方平台的产品质量成为了京东的重头戏。

网络关键词甄别已经成为了电商标配，但制假售假的团伙已经学会了用各种关键词规避风险。面对这种情况，京东有一套“网络关键词甄别系统”，在日常页面审核工作中，这套系统通过对违规关键词的检索，以节省审核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腾讯虽然不是一家电商公司，但作为国内最大的社交软件公司，腾讯需要尽最大可能控制平台上可能发生的交易和欺诈风险。

在接受采访时，胡冰曾对记者表示，假货受害者最关键的一步是，他们会从阿里交易平台转移到微信、QQ上进行交易，跨平台之间的交易就会完全脱离单一平台的管控。一旦出现假货纠纷，事情将变得极难处理。

对于控制着社交渠道的微信来说，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障用户安全。对于微信中的微商现象，腾讯方面表示，用户选择微信使用方式的前提是合法合规。对于透支信任恶意欺诈、恶意营销等违反相关法律的行为，微信会联合权利人进行坚决打击。

微信还成立了“微信品牌维权平台”，联合300多个品牌共同打假。微信透露了一些数字，在个人举报中，有3%的举报与商品售假有关。打假举报类型最多的是奢侈品、体育用品和服饰。

电商和司法的信息断层严重

在采访过程中，界面新闻记者发现，虽然电商平台在努力打假，公检法也在侦破此类案件。但双方严重缺乏配合和沟通，信息断层明显。

2015年11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互联网领域侵权假冒行为治理的意见》（下称《意见》）正式发布，打假正式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

《意见》对假货治理问题给出了3年的明确时间限制：“要初步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参与的监管格局，相关法律法规更加健全，监管技术手段更加先进，协作配合机制更加完善。”

胡冰不止一次跟记者强调，阿里巴巴需要公检法的支持。比如，希望可以完善假冒伪劣商品的检验标准，提高权利人的维权意识等。

公检法对此也有自己的诉求。在当下，中国的公安机关很难拥有大数据侦查的能力，他们只能寻求互联网公司的帮助。公检法的人才培训中较少开设大数据分析课程，而有大数据分析能力的专业人才也早被互联网公司高薪挖走了。

胡冰在神盾局成功转型后，收到了很多老战友的来信。像胡冰一样，渴望学习大数据知识的警官不在少数。苦于平时的工作压力和强度，执勤、安保、维稳，他们没有时间精力获取最新知识和打假技能。有时，神盾局还需要向来访的警官解释线索中每种数据都是什么意思。

而且，除非是案值特别巨大的制假造假案，整个公检法资源还是会偏向社会危害更严重的刑事案件，比如人身伤害案、盗窃、诈骗等。在阿里巴巴提供给浙江省公安厅的300多条线索中，到现在还有没有处理完的部分。

胡冰说，“中国公安现在还没有真正迈向数据侦查的时代。智慧警务、科技强警等行动表示公安机关也确实在努力。但另一方面，他们是被倒逼的，互联网犯罪案件猛增，如果中国公安跟不上这种互联网步调的话，早晚要吃苦头的。”

中山一法院的李囡法官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如果互联网公司能够开设类似的“大数据知识普及班”，多提供一些流程和科普材料，他们都是愿意参加的。

江南还认为，整个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还需要加强。这个事情不可能是司法为主导，而是要通过电商公司，自下而上产生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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